“另一世界”的“青春鸟”——论《孽子》中的“情”与“孽”【毕业论文+文献综述+开题报告】

　　本科毕业论文

　　（二〇一一 届）

　　题 目 论《孽子》中的“情”与“孽”

　　学 院

　　专 业 汉 语 言 文 学

　　班 级 　　　　

　　学 号 　　　　　　　　

　　学生姓名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教 务 处 制

　　二 〇 一 一 年 五 月

　　目 录

　　摘　要2

　　Abstract2

　　关键词2

　　Key Words2

　　一、灵魂的沉沦与救赎3

　　（一）弟娃的离世4

　　（二）龙子、俞先生的出现5

　　二、父爱的断裂与缺失7

　　（一）紧张的父子关系8

　　（二）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模式9

　　三、家园的丧失与寻求10

　　（一）孽子们的心灵救赎11

　　（二）“精神之父”的情感替代12

　　四、小　结13

　　注　释：14

　　参考文献：15

　　致　　谢16

　　“另一世界”的“青春鸟”——论《孽子》中的“情”与“孽”

　　[摘　要]：本文对白先勇的小说《孽子》作文本细读。试图从“灵魂的沉沦与救赎”、“父爱的断裂与缺失”、“家园的丧失与寻求”三个层面，追踪作品中“另一世界”的“青春鸟”们的心灵情感与现实遭遇，阐释这一类“边缘人”在实际家园中无法消除的认同危机和在精神家园中漫漫无尽的追寻痛苦，进而揭示作家构建他所认为合理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创作动因。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the novel of Bai Xianyong, which is called “Crystal Boys”, and try to track the emotion and reality of “another world” in the work, from three aspects, which are “destruction and redemption of the soul” ,“broken and missing of father’s love”, " loss and seek of home ". It is explained, for this kind of “marginal man” , the crisis of approval which can not be eliminated in the practical homeland and the trace of never-ending pain in the spiritual

　　[关键词]：白先勇；孽子；同性恋；灵与肉；父与子；情与孽

　　[Key Words]:Bai Xiangyong, Crystal Boys, homosexuality, Father-son relationship, emotion and sin.

　　自1971年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最终完成到1977年长篇小说《孽子》的首次发表，在这6年多的时间里，白先勇在文坛一度销声匿迹。如此长时间的沉默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往往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这是一种江郎才尽式的创作停滞，直至永远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要么就是在进行一次痛苦的蜕变，无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境界上，都是在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前的蕴蓄过程。而随着《孽子》的横空出世，白先勇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外界的种种猜测也随之消解。

　　《孽子》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白先勇的第一部长篇创作。白先勇把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留给了《孽子》，足以见得这部小说对于作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白先勇先前所创作的小说仅仅是对同性恋题材的简单涉及，浅尝辄止，受到主旨篇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继续深入。而《孽子》不仅是作家对于自己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回归，更重要的是，它在给读者展现一个全新视角的同时，更像是作家心灵上的一种情感宣泄，抒他人未发之情，言他人未言之事。《孽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同性恋题材简单的涉及，白先勇对这一主题的探究经历过一个逐渐由表象到内在的深化过程，从对现象的简单描摹到对人性复归这样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白先勇以他独特的创作视角全景式地展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与事，着重全程追踪了“另类”人物的心灵情感与现实遭遇，并试图构建一个他所认为合理的理想社会形态。

　　一、灵魂的沉沦与救赎

　　刘俊在其著作《白先勇评传——悲悯情怀》中谈到：“从《孽子》中，我们很难看到李青们‘欲’的冲动和要求，无论是他们的性心理、性生理和性对象，作者都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和进行详细的描绘，作品中每一涉及同性恋王国的性交易（李青们的身份原本就是男娼，以独特的性爱方式换取生活费用是他们人生内容的重要方面）就以一种含蓄而又朦胧的笔触极其疏淡地把它带过。”[1]

　　作为同性恋者，他们和常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性取向的不同。用简单的话语去概括，那便是在常人的世界里，男（女）人只允许去爱女（男）人，而在同性恋者的王国里，男（女）人同样也可以爱上男（女）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但是由于他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以异性恋为绝对主导的社会，独特的性取向难以被大众所接受。如果性的取向无法改变，那他们只能将其隐藏起来，以求得能拉近与现实社会的距离而不至于被孤立。

　　因此作者在小说中对孽子们情欲的描写做了“模糊化”的处理。作者并不愿意对这群年青人独特的性向特征作一番大肆渲染。相反，作者有意将情爱的描绘淡出文本，并非完全不谈孽子们的情欲，而是换了一种形式，通过心灵与肉体的苦痛煎熬，挖掘出这群人身上感人至深并足以使人动容的情感因素。

　　在李青身上，从他和赵武胜在实验室内发生淫猬行为开始，他的人生轨迹也便伴随着“灵”与“肉”的相互挣扎相互斗争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弟娃的离世、龙子和俞先生的出现，对李青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弟娃的离世

　　弟娃对于李青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否仅限于手足之情？弟娃对于李青而言，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李青对弟娃态度的变化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过程，即以母亲离家为分界线，李青对弟娃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在母亲离家前，李青之所以不喜欢弟娃，是因为母亲偏爱弟娃而冷落了自己。

　　“大概是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口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2]

　　而母亲对弟娃却是疼爱有加。

　　“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长得跟她那样像。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挂着十二生肖的铃铛，弟妹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铛便叮叮当当地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一直亲到他那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傻笑。[3]

　　通过李青的口述，可以看出母亲在对待这两兄弟时的态度反差如此之大。

　　同为母亲的亲生骨肉，自己得到的母爱远不及弟弟来得多，单纯的嫉妒便渐渐地在李青内心滋生，他甚至在一次弟娃洗澡时趁母亲不注意，猛地在弟娃手上咬了一口，以示对母亲偏爱弟娃而冷落自己的抗议。

　　在母亲、李青和弟娃这三个人的关系网中，占主导是母亲。李青一方面嫉妒母亲对弟娃远超过自己的爱，并时而通过对弟娃的报复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在这里母亲对李青施加的影响是负面的，间接导致李青产生嫉妒与报复的心理；但另一方面，李青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于母亲的正面的影响，即在以母亲为主导的母子关系中母爱的施予，尽管母亲的这种爱被更多地被施予在弟娃的身上。

　　而在母亲离家后，原有的母子关系网被打破，在兄弟二人中，年长的李青成为新的主导者，弟娃把对于母亲的依赖转移到了李青身上。

　　“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 [4]

　　李青对弟娃的嫉妒之情也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它源自于对母爱的强烈渴望，这种嫉妒的情感越是强烈，那么就说明母亲对于李青的影响就越深。在母亲离家出走后，母子关系土崩瓦解而兄弟二人之间新的关系随即建立。对于弟娃而言，在失去母爱之后他尝试将哥哥李青当作自己的依靠对象。此时李青充当了母亲的角色，他对弟娃态度的巨大转变实际上反映出他对母亲的行为一种无意识的模仿。李青不自觉地担当起了原先母亲的角色，当自己从爱的需求者变成了爱的施予者，过往的嫉妒也因被依赖和重视而抚平，弟娃从原先嫉妒的对象转变成为自己生命中最心爱、最为重要的人，这对李青而言是一次全新的生命体验。

　　而随之而来的弟娃的死，却架空了李青所有存在的意义。

　　“这三个月多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像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5]

　　这便是在弟娃死后李青的精神状态，李青对弟娃所有的思念，以及他自己所有的知觉，都随着弟娃的遗体入土，对于未来、对于生活的向往和希望也随着弟娃的死一并破灭。然后便有了开头发生在学校实验室里的一幕，李青的灵魂迷失了方向。

　　（二）龙子、俞先生的出现

　　“我害怕看到他那双眼睛，他那双眼睛，好像一径在向我要什么东西似的，要得那么凶猛，那么痛苦” [6]

　　龙子对李青的感情很大程度是在李青身上看到了阿凤的影子。龙子对李青诉说着自己的过往、诉说自己在异国他乡的见闻和遭遇，当龙子那颗炽热、真挚的灵魂向李青靠近时，李青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李青逃避龙子的灵魂，实际上也是一种对自己灵魂的逃避。在弟娃死后的这段时间里，李青几乎过的是一种没有灵魂、行尸走肉的生活。而现在，因为龙子这颗炽热的心，让李青曾一度麻木于情欲、迷失了的灵魂渐渐复苏了。

　　俞先生无疑是李青在灵肉挣扎中的关键人物。如果说龙子使李青的灵魂渐渐复苏，那么俞先生则让李青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俞先生恐怕是我遇见的这些人中最正派、最可亲、最谈得来的一个了，可是刚才他搂住我的肩膀那一刻时，我感到的却是莫名的羞耻，好像自己身上长满了疥疮，生怕别人碰到似的。我无法告诉他，在那些又深又黑的夜里，在后车站那里下游客栈的阁楼上，在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闷臭的厕所中，那一个个面目模糊的人，在我身体上留下来的污秽。”[7]

　　在这之前的三个月，李青犹如一副躯壳在活着，沉溺于肉欲的生活。在遇到龙子之后，自己麻木的灵魂得以渐渐复苏，李青的灵魂开始排斥这种毫无营养的生活。李青和俞先生在“安乐乡”相识，俞先生之所以能让阿青如此动容，一是因为他与阿青属于同一类人，更有相同的爱好；二是因为他对阿青有真诚的情感，并非贪图肉体的欢愉。

　　“一阵不可抑止的心酸，沸沸扬扬直往上涌，顷刻间我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哭，愈发不可收拾，把心肝肚肺都哭得呕了出来似的。这几个月来，压抑在心中的悲愤、凌辱和委屈，像大河决提，一下子宣泄出来。”[8]

　　李青之所以失声痛哭，这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李青灵魂的“回归”，他回忆起自己过去经历的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那些经历使自己变得肮脏污秽，俞先生更是自己所喜欢、敬重的人，自己和俞先生的亲昵举动是对俞先生的一种玷污；另一方面，李青内心封闭了几个月的心灵窗户也终于被俞先生所打开，因而压抑在李青心中的悲愤、委屈和凌辱便随着眼泪一同倾泄而出。

　　俞先生无意间充当了李青灵魂救赎者的角色，在这场“灵”与“肉”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败下阵来。

　　相对李青而言，小玉、李敏的人生轨迹相对简单。自小玉有意识要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以来，“寻父”便成为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从小说中可以发现，小玉的同性伴侣多为中年男子，他喜欢拜他们为干爹。这并非为满足他自己的情欲，他乱认干爹是为了为自己出国“寻父”创造更多的机会。所以在结识林祥之后，他可以收住自己不羁的性格去林祥的公司做事，并且还能耐下性子找李青学习化学。终于，龙王爷的出现使得小玉的寻父之旅出现了新的转机。

　　说小玉仅仅是利用自己和他的干爹们的特殊关系来为自己铺路并不为过。假若他利用自己的这层关系只是为获得情欲上的放纵或者是金钱，那么他的这种纯粹只是对肉体的、低层次的追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可以说是小玉的最大的追求，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自己出国寻父做着准备。小玉并不因为沉溺情欲而乱认干爹，也非从中牟利。正因为这样，小玉这一人物形象才能被更多人所认可，受到大家的喜爱。

　　在表现李敏和张先生之间的关系时，作者沿用了同样的手法，将有可能出现的有关情爱场面隐去。对李敏而言，张先生已不再只是作为一个个体而存在，他成为了“家”的象征。由此李敏在遭遇张先生抛弃后的极端行为也便合乎情理，李敏对张先生的家的依恋之情不是靠简单的肉体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的。

　　在小说中“青春鸟”们的身上尽管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灵”对“肉”的战胜，但这种“胜利”并非作者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存在有意地去贬低“肉”的地位而抬高“灵”的价值，它们本应是平等的，二者地位只因每一个体所追求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也只是相对于个体而言，不能拿来作为评判某一类人某一群体的行为道德准绳。因而作者真正所要关注的，即非“肉”，也非“灵”，而是隐藏于“灵”、“肉”背后的“情”——“那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学作品的要素出现在作品中，也不完全是作为一种思考和表现的对象出现在作者的笔下，而是相当程度上，被白先勇引为李青们在这个世界上和社会生存的重大理由而流溢在《孽子》的世界中。”[9]

　　二、父爱的断裂与缺失

　　父子关系作为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灵”与“肉”的冲突构成了小说的重要主题。“孽子”们未曾停止过对父爱的争取，然而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他们最终无法获得父亲的原谅，矛盾和冲突始终是小说中父子关系的关键。

　　（一）紧张的父子关系

　　在小说中，矛盾冲突基本集中在“孽子”们与其父亲身上，父亲与“孽子”之间是一种驱逐和被驱逐的关系。这里主要的父子矛盾冲突有李青父子、小玉父子、傅卫父子和龙子父子。

　　李青父亲原本对李青还算是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的，因为他自己曾经当过兵，因此也希望儿子将来能考取军校为其争光，并寄予了厚望。然而因李青与赵武胜在实验室的淫猥事件而遭到学校勒令退学，他对儿子所有的期望通通破灭了，反而因为儿子发生这种事情而使自己蒙羞，一怒之下并将李青赶出了家门。

　　小玉原本和母亲、养父一起住。养父待小玉也还算不错，但是小玉一次带人在家里打泡（同性性行为）被其养父发现，小玉因此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小玉气急之下偷偷用农药让养父喝下，导致他险些丢掉性命。母亲深知儿子闯下大祸，劝说小玉离家出走。

　　傅卫更是其父的骄傲，他的人生道路走得极其顺畅，然而在其担任排长期间，“一天夜里，他的长官查勤，无意间在他寝室里撞见他跟一个充员躺在一起，在做那不可告人的事情。”[10]——这是小说中对导致傅卫人生出现重大转折的描述。得知自己儿子犯下了弥天大错，父亲并没有帮助自己的儿子度过难关，“电话里他的声音颤抖沙哑，几乎带着哭声，完全不像我心目中那个雄姿英发的年轻军官。我的怒火陡然增加了三分，而且感到一阵厌恶、鄙视。”[11]正是父亲这种决绝的态度，才最终导致傅卫勿勿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龙子的人生道路也一直走得顺畅，但是阿凤的出现使龙子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龙子对阿凤的爱是那么炙热、那么地强烈，他的这颗爱得近乎疯狂的心最终失去了理智，将利刃刺进阿凤的胸口。幸亏父亲王尚德关系脉络的保护，才使得龙子躲过法律的制裁，然而他却被父亲放逐去了美国，并且告之儿子，只要自己在世一天，你就永远不许回来。

　　“孽子”们和他们的父亲之间包含了两种关系，一是单纯的父子关系；二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定性小说中的父子冲突时，儿子可以被称之为“孽”子，而不会说将父亲叫成“孽父”，这是一种固有的思维评判模式。人作为社会的动物，从个体到群体，寡居到群居，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某些共有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会渐渐固定下来，并在时间的不断推进中得以强化，从而作为新的个体产生后的行为准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始终是基于“孝子”立场的，因为可谓“孽子”而不可谓“孽父”，其深层原因在于同性恋的关系是生殖繁衍的障碍，同性恋者无法生育的事实对社会发展造成极大的威胁，而父亲作为社会的代表，他们对有着特殊性取向的子女的态度间接反映了整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群体的可容纳程度。父辈与子辈的这种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紧张关系，恰恰代表着当时主流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正是由于父亲们所肩负“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小说中的父子关系才会显得如此难以调和，缺少应该有的人情味儿。

　　（二）个人、家庭、社会的关系模式

　　小说不仅关注父子间的关系，个人、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关系，也是关注的重点。

　　人众则为家，家众则可为国。每一个家庭都是由作为“人”的我们的个体所组成；一个国家虽包罗万象、错综复杂，但实质还是由一个个的“小家”所组成的“大家”。 我把这三方面的关系归结到“‘人’——‘家’——‘国’”的模式中去。

　　从字形上说，“国”为“囗”偏旁，独体结构，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绝对的“约束力”。这就好比现实中的法律法规对每个公民的要求一样，若有人违反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法律对于公民的约束是绝对的。“家”作为上下结构，“宀”偏旁的约束就明显不及“囗”。相比而言，它有更大的伸缩空间，包容性也更大。人们常常喜欢将家比作避风的港湾，家人的宽容与理解往往能够让人重新振作；相反，纵使一个人他可以挣脱家庭对于自己的约束，但却逃脱不出这个社会，人始终是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着的。而作为独体结构的“人”，它更注重对个体意识的强调。它的声音来自于每一个体的内心，因而出自于它的声音就更纯粹、更彰显人性。由“人”到“家”，再由“家”到“国”，这是一个由个体向群体演变的过程，它同样也代表了社会发展的过程。群体对于个体的强制性和约束力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中被不断地加强。小说重在写父子之情，因此可以被定义在“家”的范围之内。“家”本应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伸缩性，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家”始终容不下“孽子”们的存在，他们成为了一群被放逐了的“青春鸟”无处可栖。

　　在“‘国’—‘家’—‘人’”这一关系中，“国”和“人”对“家”施加的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它的伸缩性和包容力的大小。小说中“孽子”之父，他们基本上是军人的身份，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孽子”们的父辈亲历过战争，战火在磨炼他们的意志的同时，在他们内心国家、民族的意识也就得以强化，而个体的意识就被削弱了。另外，在小说中，母亲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一种完全的从属地位，更使得“孽子”们势单力薄，如此一来，“人”对于“家”的影响力就更小了。换句话说，由“孽子”之父所支撑起的“家”，它受到来自于“国”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大大超过了“人”的宽容性。当“家”的意识被这样一种约束力所牵制，那么它的包容必也就很难对“孽子”们提供足够的容忍了。群体性的、国家的意识愈强化，“家”对于“孽子”们的容忍程度就越低，“孽子”们的生存环境也就更加恶劣，毕竟他们少了一个能够让自己遮风避雨的港湾。最终，“孽子”们只得孤军奋战，对亲情苦苦寻求，期望能够得到原谅和理解。又因其自身所处的离经叛道的地位，他们只能通过自己的真性情去填补那一道存在于父子之间的鸿沟，这就是“人”对于“家”的争取。

　　小说中的父子关系多数时候都显得异常紧张，有时甚至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小说中父亲们既是为人之父，同时他们也承担着社会代言人的双重身份。当父亲们作为人父出现，他们是和蔼亲切、充满着父爱的，这正是“孽子”一直苦苦寻求的东西。而一旦他们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父子关系的紧张。对于“孽子”们而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反抗，只因为他们的生活态度不符合父辈或者社会主流价值观。被放逐是因为他们是“异类”，他们没有“攻击性”，被逐出家门也好，自己离开家园也罢，都是被迫的，所以才会有深刻的痛苦产生。

　　三、家园的丧失与寻求

　　“孽子”们离开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家以后，新公园成为他们新的栖身之所。“孽子”们生活在新公园，与有着同样性向的人们构成一种新的群体关系，这便是属于他们自己王国。在一个与现实社会严重脱离的王国里，“孽子”们用自己的方式以求拉近与现实社会的距离。

　　（一）孽子们的心灵救赎

　　公园里的“青春鸟”们并不是一味地被所外界排斥，也有人暗地里关心帮助着这群孩子。李敏自杀未遂花费的医药费正是由这位好心人垫付，他就是傅崇山傅老爷子。

　　可以把傅崇山老人的出现作为小说前后两大部分的区分点，前半部分主要叙的是“孽”，后半部分则主要言“情”。小说中的“孽子”们在被自己的家庭所驱赶后四处流浪，在公园里结识相伴。尽管他们一度也曾迷失了方向，却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他们在对亲情追寻的道路上处处碰壁，始终无法获得认可，精神上更是无法获得救赎。先是流浪街头，再是被抓进警察局，“孽子”们遭到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放逐。傅老爷子的出现作为小说第二部分的开始，在这一部分，傅老爷子成为了“孽子”们的“精神之父”，让孽子们完成了由“孽子”向“人子”的蜕变，灵魂也因此而得到了救赎。

　　就傅老个人而言，在他的身上，对于同性恋的态度也经历过两个阶段的变化。原本傅老也和李青的父亲、小玉的养父一样，对同性恋是深恶痛绝的，曾经在大陆当官时傅老甚至亲手枪毙过两个半夜在野外苟合的士兵。或许是命运弄人，傅老在多年后却不得不接受自己的儿子是同性恋的这一事实。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影响的傅老在处理儿子的事情上态度是那样薄情决绝。也正是因为他的决绝，直接导致了傅卫以自杀的方式提前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傅老爷子受到这个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送到荣民医院，足足躺了三个多月，出院时，傅老爷整个人都脱了形，人废掉了一半，背全弯驼，压得头也抬不起来，变成了一个衰飒的老人，而且性格也整个改变。他把大方纺织厂董事长的位置辞去，闭门隐居，谢绝亲友，差不多整整一年，连大门也不出一步。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傅老改变了对同性恋者的看法，他开始关心帮助公园里的孩子们，就像他在病愈后照顾灵光堂里的那些孤儿一样地照顾他们。傅老经历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正是因为他对儿子的不理解，才最终葬送了儿子的生命，所以傅老对公园里的“青春鸟”们的关怀和帮助，其实也带着赎罪的意味。

　　（二）“精神之父”的情感替代

　　《孽子》写的是一个有关“追寻”和“放逐”的故事。“孽子”们在失去家庭的爱与关怀后主动地去追寻，企图恢复自己作为“人子”的身份，但是因为他们拥有着特殊的性取向，被代表着社会主流意识的父亲们所排斥和放逐。这是同性恋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能被社会所认可的最直观的表现。“孽子”们试图用自己的真情去打动自己的父辈，却处处受阻。傅老作为“精神之父”出现，无疑给孽子带来了新的希望。

　　小说开头李青被他的父亲赶出家门，写的是父子关系；结尾写“青春鸟”们为傅老出殡等，写的实际也上父子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不仅在社会地位上男性占据优势，在家庭中他们同样也拥有着无法撼动的主导位置。“青春鸟”们争取恢复自己“人子”身份，这便意味着这是他们对父亲给予的肯定的争取。然而血缘上的父子亲情并不足以动摇被强大的传统伦理道德支配着的亲生父亲。因而李青最终未能获得自己亲生父亲的谅解，龙子只能等到父亲离世才得以回到故乡，傅卫更是因为未能得到父亲的宽恕而含恨而终。似乎血缘关系成为家庭和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一道无法越过的鸿沟。

　　傅老作为“青春鸟”们的“精神之父”，相对于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他是一种替代。“精神之父”的作用并不指向它的社会意义，它的意义更多的还是指向于个人，指向于每一个“青春鸟”们的自身，这是对他们自身心灵上的一种救赎。

　　傅老作为“精神上的父亲”与“青春鸟”们彼此都有着存在的意义。对于傅老而言，“青春鸟”们（尤其是李青），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傅老的儿子傅卫的影子。傅老对公园里的孩子无私的帮助，一方面出于同情，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他在逼死自己儿子后的赎罪。同样，“青春鸟”们原本也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迫使自己放弃特殊的情感特征和性向形态去迎主流社会，这无疑是对自我意识和人性的摧残；或者他们继续保持自己独特的性取向但是将永远在父亲施与的心灵煎熬和拷问的痛苦中苦苦挣扎。傅老的出现，恰好给予了“青春鸟”寻求心灵解脱的机会。

　　援引刘剑平在其《情孽的人性探索》[13]中所说：“当不同的理性观念为自己划定和确立了一定的界限和范畴时，‘情’则有着既寓于这种理性界限和范畴之内又可以逸出这种理性界限和范畴之外的特殊属性，正是它的这种特殊属性，往往使得原本在理性上分属两个不同阵营的人却在的世“情”界达成了心灵的沟通，终于在“情”的作用下由互相对立转化为互相理解和互相宽容，终于使他们从“孽子”恢复了“人子”的身份，实现和完成了人性向社会的回归。”

　　白先勇所展现的“情”，是夹杂在两个对立阵营相互矛盾相互斗争中艰难生存的“情”。“情”是人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彼此进行心灵沟通的重要工具。它又具有两面性，它既能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智，也能教人向善。白先勇在小说中对“情”的描写耗费大量笔墨，除了表达对同性恋者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不满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向这样一个世俗的社会表明，不管是同性恋也好，“孽子”也罢，这些在大众眼中所谓的“异类”，他们具备一切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孽子们的“孽”实际上是社会对于小部分人所存在的偏见。在对“情”的视角选择和表现上，白先勇不仅试图想使“孽子”们重新恢复他们作为人子的身份，更重要的是，小说中的“情”成为了联结同性恋群体与整个世俗社会的纽带。

　　四、小　结

　　《孽子》是白先勇酝酿了很久的一部小说，它的意义可谓是非同一般。白先勇本身作为一名同性恋者，他以自身对于同性恋世界的体验和感悟书写小说无疑有着“先天优势”。但小说对于白先勇的意义远不止这些，作为白先勇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它几乎寄托了作者全部的生命意义。当白先勇在小说中以自己的个体性观念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同性恋者的生存合理性提供道德依据时，它的存在和确立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情感的作用。要获得他人的认同，就必须以“情”为中介。这也正是为何白先勇选择以“情”作为切入的视角和表现重点。

　　灵魂的沉沦和救赎实际上就是以“情”为核心的人性复归，这便是白先勇在小说中对“情”的铺陈渲染。但那样一种渲染这并不止于李青们和他的同路人之间，对于和他们相对立的父亲们，作者也同样将其涵盖进“情”的表现视角之下。“孽子”们对家的期愿以至于把重新获得父亲的认可作为自己奋斗的行为准绳，这源自于情的巨大作用。而在父亲们的内心深处情与理的矛盾冲突，也反应着“情“在他们身上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此外，在父子关系上，小说最终未能完成对父子关系的重建。所谓的干爹契子也是因为共同的群体属性才得以和谐，血缘父子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最终，“孽子”们也未能回归到“人子”的位置上，只能在“安乐乡”这种在现实社会中架构出来的乌托邦里才可以感受到个体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可以暂时摆脱边缘人的身份。事实上，“青春鸟”们所遭遇的认同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无法消除，是无法在“白昼世界”中获得认同，从他们离开实际家园、投身于这个特殊群体的那一刻开始，，精神家园便也随之丧失，就注定了他们只能是孤独地在边缘游走，寻求遥遥无期，漫漫无尽。

　　如果说通过一部小说改变人们对于一个固有事物的看法并不现实，但至少，一部《孽子》使人们对同性恋问题进行重新的全面的认识和思考。可以说，作家以“情”为沟通两个世界的纽带是成功的，傅老爷子身上发生的转变正是作者所要表现，即在“情”的作用下，具有两种不同观念的世界由相互对立转向了相互和解，作者也正是借用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来表明他对实现这一理想的信心。

　　注　释：

　　［1］刘俊《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353页。

　　［2］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3］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4］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5］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3页。

　　［6］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7］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8］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15页。

　　［9］刘俊《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10］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01页。

　　［11］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02页。

　　［12］陈梁，何希凡《<孽子>中“家”的意象与“父亲”形象的异形同源》，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报，2010年4月第二期。

　　［13］刘剑平《情孽的人性探索——浅析<孽子>的思想文化意蕴》，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1月第一期。

　　参考文献：

　　1.刘俊《白先勇评传》，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

　　2.白先勇《孽子》，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

　　3.白先勇《白先勇选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

　　4.刘俊《跨界整合——世界华文文学综论》，新星出版社2005年。

　　5.莱斯蕾·罗杰斯《大脑的性别》，三联书店2004年。

　　6.哈夫洛克·埃利斯《性心理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

　　7.刘剑平《情孽的人性探索——浅析<孽子>的思想文化意蕴》，咯什师范学院报2007年1月第一期。

　　8.钱孟悦《孽子》边缘性叙事解读》，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12月第四期。

　　9.黄伟雄《白先勇小说同性恋者的悲剧命运探微》，中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六期。

　　10.陈梁，何希凡《<孽子>中“家”的意象与“父亲”形象的异形同源》，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党报，2010年4月第二期。

　　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

　　题　　目：　　　论《孽子》中“情”与“孽”的纠隔　 　　　　　 　

　　专业班级：汉语言

　　前言部分

　　在经过长达六年的沉潜之后，白先勇以一长篇小说《孽子》重返文坛。他的回归立即成为被关注的焦点。人们关注的不外乎有以下两点：一是在于白先勇长达六年的创作“空白期”；二则在于《孽子》这部十分特别的小说本身。

　　自一九七一年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的最终完成到一九七七年长篇小说《孽子》的首次发表，在这六年多的时间里，白先勇在文坛一度销声匿迹。如此长时间的沉默对于一位作家而言，往往意味着两种情况，要么这是一种江郎才尽式的创作停滞，直至永远地淡出人们的视线；要么就是在进行一次痛苦的蜕变，无论是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境界上，都是在到达一个新的境界前的蕴蓄过程。而随着《孽子》的横空出世，白先勇用实际行动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回归，外界的种种猜测也随之消解。

　　《孽子》是一部以同性恋为题材的小说，同时也是白先勇的第一部长篇创作。白先勇把自己创作生涯的第一部长篇留给了《孽子》，足以见得这部小说对于作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早在白先勇创作《孽子》之前，他之前的那些短篇小说中，就已经对同性恋这一题材有所涉及，所以这并非是他对这一题材的首度尝试。然而，短篇创作和长篇相比，毕竟还是着很大的局限性。白先勇的短篇小说仅仅是对同性恋题材的简单涉及，浅尝辄止，受到主旨篇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难以继续深入下去。而《孽子》不仅是作家对于自己创作题材上的一种回归，更重要的是，它在给读者展现一个全新视角的同时，更像是作家心灵上的一种情感宣泄，抒他人未发之情，言他人未言之事。《孽子》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它对同性恋题材简单的涉及，白先勇对这一主题的探究经历过一个逐渐由表象到内在的深化过程，从对一些现象的简单描摹，到对人性复归这样更深层次问题的探讨，白先勇为我们构建了他所认为合理的理想社会。

　　一部写于三十多年前的小说，何已时至今日依旧经久不衰、仍保有它旺盛的文学生命力，甚至在这一类题材的作品之中，至今难有其他作品企及？起初，我从别人的口中得知了这部小说有如此之高的文学地位，而对它最直观、最感性的印象，还是在我完成对文本的通读以后。

　　这是一部关乎同性恋者的小说，但绝不仅仅着眼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小小的“王国”到大的社会环境，从好友之间的友谊、父子间的骨肉亲情到传统的伦理道德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这又是一部关乎人性的小说，尽管是以同性恋为题材，但是小说中同性恋者们身上所闪耀着的人性光辉足以让我们摒弃因不同性取向所产生的偏见，小说不仅仅是在反映某些现象，更重要的是，它向我们传达着其它的讯息，那就是：在“情”的光辉下，人与人之间并不存在那种绝对的对立，任何人都可以抛下固有的成见和谐相处。

　　另外，小说的成功还在于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小说中大量的意象群、对父子情的探讨、同性恋现象的反映、以及小说所体现出作者的宗教情怀、人文关怀等等。这些都可以进行深入地研究探讨。对我个人而言，如何能另起炉灶，从新的角度出手，提炼出新的观点，找到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便是我选择《孽子》作为自己毕业论文选题的原因以及最终目的。

　　二、主题部分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就已有人从事对白先勇及其创作的研究。在这近三十年间，出版的专著有如《白先勇小说艺术论》（袁良骏著），《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刘俊著）等几部分；有关白先勇研究的长篇硕博论文也有十几篇。由于我的研究仅限于白先勇的长篇小说《孽子》，所以对其整体上的创作特点的了解就难以做到细致全面，我主要参考了周引莉所著的《大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渊源选论》作为宗述的部分内容。

　　我把白先勇的创作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白先勇小说创作整体上的研究；二是对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的研究；三是对《孽子》的研究。细看之下这三者实际上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白先勇的创作主要以短篇为主，在他的作品中，又有许多是以同性恋为题材或者包含了同性恋因素，就如刘俊在他的《悲悯情怀》一书中谈到的：“早在白先勇出国前创作的短篇小说中，就已经有了同性恋题材的出现，如《月梦》、《青春》等，甚至这一题材还成了白先勇笔上一以贯之的一个基本‘母题’。” [1]若要研究白先勇的文学创作，把握他文学创作的这一“母题”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作为他的第一部以同性恋为题的长篇小说《孽子》，无疑是研究的首选对象。

　　以我的这种分类方法，第一类则属于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总体艺术特征的探讨。

　　何宗龙《中国古典诗词对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影响》[2]从中国诗词入手，来探讨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对白先勇小说创作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诗歌的特点在于抒情和象征。虽然字数不多，但往往能抓住一个片段、一个细节，道出文学的本质。一个人刹那间的感受往往联系着过去和未来，反映人生的沧桑变化。这种“以小见大”、浓缩时空的特征，使中国古诗有着意想不到的震撼力。白先勇恰恰是属于那种关于捕捉人生的片刻感受，并赋之重大意义的小说家。白先勇小说中意象的丰富、时空的跳跃、语言的双关、情韵的跌荡和氛围的营造，在洋溢着中国古典诗词般的意境。他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与整个历史的命运休戚相关，其作品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沧桑感。

　　吴冰洁《白先勇创作中的儒家文化情绪》[3]运用多种文学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对白先勇创作研究的成果，从文化的层面多角度对白先勇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儒家文化特征进行了研究。该文试图从不同于“乡土文学”、“留学生文学”的角度提示白先勇文学创作中的儒家文化特征。白先勇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海外生涯对中国传统的“观照”，使他浸润着儒家文化的理念。同时自白先勇创作期开始，贯穿创作全程的人文倾向，都可从儒家文化传统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该文着重从创作内容、创作方法、艺术特征中具有的儒家特征出发，阐述儒家文艺观在白先勇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价值，提示白先勇创作中的儒家思想，呼应研究中“应改变历来注重意识形态，而缺乏作品文化蕴含研究”的提法。

　　华岗《言说心灵的疼痛——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感伤和悲悼情怀》[4]试图围绕白先勇小说感伤和悲悼情绪，从多角度挖掘这一情感特征在小说中的表现，从而进一步把握他作品中所蕴含的厚实的文化底蕴和独特文化意味。论文除引言和结语外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感伤和悲悼特征在白先勇小说内容上的表现。白先勇塑造了一批被放逐的边缘人，书写他们生存中无法超越的局限，凸显人类的各种生存困境。蓦然回首是白先勇最经典的叙述姿势，他的小说有个固定的情节模式就是始终在追寻逝去的美。不断追寻而不得使小说透出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第二部分论文以色彩语言符号的运用，意向的选择和语言风格为切入点，来分析感伤和悲悼情绪氛围的营造。白先勇善于运用色彩，该文运用色彩理论，以白和红为例，分析小说颜色运用中所含有的悲剧意味。白先勇经常使用月亮、花、黑夜、冬季、岁末、夕阳、雪等意象，在作家对意象的精心营造和着意表现中也可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悲感。白先勇整体语言风格呈现一种哀而不伤的古典韵味。第三部分探讨感伤悲悼情怀的形成原因和理论基础。该文从作家身世、经历和学养等方面加以研究。家族时代的没落，童年的创伤性体验和边缘的性向使白先勇偏爱悲剧书写，

　　丁芳芳《边缘人的痛楚——白先勇后期小说主题研究》[5]认为个人经历对于白先勇的小说创作，从表现手法到素材、主题，均产生了极大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可以离台赴美为界点，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部分。他的后期作品在各方面都日臻成熟，主题走向集中，风格趋于统一，从文化、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关注那些处于被放逐地位的“边缘人”。在客观上， 这种关注使作品始终贯穿着浓重的悲剧感和失落感；在主观上，更体现了作者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精神。

　　常世举《漂泊的灵魂——白先勇小说思想意蕴论》[6]从白先勇小说中的都市意识、家园意识、宗教意识三个层面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希望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来把握这个文学精灵的精神脉动。在白先勇的都市书写中，城与人是其都市意识的一体两面。他的都市书写与历史书写、人性书写相互联系、相互依托，对都市的感知和体认也隐现出作家复杂的精神意绪。本文将以白先勇笔下的上海、台北、香港、芝加哥、纽约五座都市为例，通过对都市意象的文学文化分析，来理解白先勇都市意识的具体内涵。白先勇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重要的精神特征就是精神的漂泊，人物的这种漂泊源于家园感的丧失。从他的前期小说到后期的《纽约客》、《台北人》和长篇小说《孽子》，精神漂泊者成为其小说中连绵不绝的形象系列，他们对安放自我灵魂的精神家园的痴情追寻终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幻梦。苍凉感、历史感和无常感是白先勇追求的小说境界，也是他的小说美学，体现了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人性的悲悯，浸润了浓厚的宗教意识。

　　宋宝梅《漂泊者心灵痛楚的书写——试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悲剧性》[7]结合白先勇的亲身经历，分析了他短篇小说中的悲剧主题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和作品中悲剧意识的根源；探讨了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浓浓思乡之情和故国之恋恋；对作品中反映的社会背景及内心世界进行了分析与研究院；另外，论文对白先勇小说的审美意识进行剖析，揭示了小说作品中独具特色的审美世界。

　　刘丹妮《永远生活在别处——论白先勇文学创作中体现的作家“身份认同危机”》 [8]认为白先勇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典型，研究其作品中体现的身份认同危机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将从地域身份、文化身份、性别身份诸方面对白先勇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进行全景式扫描，试图折射出二十世纪面临文化选择、在世界格局中寻求身份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心态，这对于身份认同焦虑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仍然具有借鉴意义。从对白先勇小说三大主题：“时间”、“死亡”、“青春”的分析可以看出，他的身上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所遭遇的种种文化困惑，他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具有普通意义。

　　另外，像陈青的《论白先勇小说创作心理描写的艺术特色》，叶公觉的《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风格》，朱学群的《试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意识》，易明善的《略论白先勇短篇小说的语言描写艺术》，徐杰的《白先勇短篇小说的抒情特色》，党鸿枢的《略论白先勇的美学观》，袁良骏的《一个旧时代的挽歌：论白先勇小说的悲剧艺术》等。这些文章分别涉及了白先勇小说中的心理描写、风格特征、悲剧意识、语言艺术、抒情特色、美学观，悲剧艺术等领域。

　　对于第二类白先勇同性恋题材小说的研究，则往往很少被单独地罗列出来，它通常是作为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若要研究白先勇的同性恋题材的小说创作，《孽子》又必然是无法回避的一部作品，所以二者实际上是彼此相互联系，互为一体一种存在关系。

　　林颖颖《白先勇同性恋小说研究——以<孽子>为中心》[9]认为白先勇的同性恋作品充满了与众不同的色彩和细腻深刻的情绪体验，代表家庭权威的父亲和离经叛道的儿子之间关系也极为微妙，互相追逐却又互相寻找，我们看到了白先勇对于父子关系的美好期待，以及一点微弱的光。又提到《Tea for Two》是白先勇最近的一部同性恋小说，它秉承了白先勇小说一贯的“悲悯情怀”的文风，更将同性恋的悲哀和无助推向“无治之疾”的层面，揭示同性恋世界受到诅咒的自然原因，相较于人为因素，更让人唏嘘和感叹。

　　陈瑾《论白先勇的创作情结》[10]的第三部分从对同性恋题材的挖掘与表现来分析，透过《孽子》探寻其间隐含的生命意味与文化气息，揭示出作品放逐与追寻的主题。一方面以深沉、哀婉的笔触描写紧张的情感冲突，另一方面作品中流露出悲凉的末世情怀，使同性恋这一问题成了社会严肃话语，在“寻找父爱”、“放逐与回归”的传统母题中，表现同性恋的人性挣扎。

　　第三类是对白先勇小说《孽子》专门的研究。相比于前两类，对单篇的《孽子》进行专门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不多，更适合作为学士论文的研究课题。根据现有的资料，我把对于小说《孽子》的研究主要归纳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小说整体上的研究。

　　艾敏、孔伟[11]在其文章中提到，尽管白先勇没用文字直接表明他对一个个孤苦、悲凉、托儿所但又无望的灵魂的情感和态度，但通过对他们心灵深处无法抑制的孤苦、悲伤和绝望的客观表现，早已表明作者对这群生活在社会夹缝中、被主流社会所抛弃的落魄者的包容、理解和深切的同情，而且这种同情和悲悯是与深切的人文关怀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若以一种特有的人文关怀去看，小说中的青春鸟们，对于旧道德是一种破坏和突围，他们的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对社会无知伦理的反驳，他们身上的悲剧性色彩也在救赎的结果中得到了冲淡。小说中的每个人对伴侣的寻求主要是基于自己的需要，越是缺乏就越是寻求，这便使得每一段看似离奇的同性之恋都有其合理的存在的理由。艾敏在文章中提出，白先勇的作品并不是在书写个人情怀，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倾向，由此扩展到了整个人生，其重点在于对群体性历史命运的关注和探讨。

　　李光宇，罗义华[12]则着重从白先勇自身的人生经历出发，提出了本能及童年经验等因素促使了白先勇在心理和生理上从事文学创作的基本条件。白先勇的审美情感与审美心态也由此萌发。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之路与其性格有关，性格塑造又与其本能，童年经验有关，这些都促使他在心理和生理上具备了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才情气质等等，并诱发其审美心态和审美情感倾向的萌芽。阴柔之美与悲悯感伤的基调是白先勇小说的整体审美风格取向，此外，忧患意识也是白先勇小说创作中的那一个重要审美基因。白先勇的作品同其自身的人生经历相结合，通过分析不同时期他的心理颓变，从而对白先勇文学创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认为其文学创作与其情感流变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而对于小说的评价，李光宇则是将其定位在父与子相互放逐与寻找的基调之上。

　　在对小说主题的探讨中，钟燕、杨平、韦春莺[13]在其文章中试图通过探讨白先勇同性恋小说中蕴含的共同主题，揭示作家寓于作品的深沉生命底蕴，进而挖掘作家深沉的生命意识及人生关怀。一种情感，只要是“发诸自然”的，真挚纯厚的，它们就是道德的，而不论它的发生的是在同性还是异性之间。另外杨平提到，白先勇在小说中所写的父子关系可以被扩大为：父亲代表中国社会的一种态度、价值以及对下一代、对待同性恋子女的态度——这实际上就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文章还提到，人性之所以复杂，不在于存在同一人体中灵与肉的煎熬。灵与肉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作为同性恋者，那种与生俱来的堕落，加深了他们对至善至美的灵的渴求，他们不停地自我追寻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性灵，以求再生，这样就必然地要在自己的王国中寻找和追求真正的情感，以期真正找到自我，完成追求圣灵的苦旅。

　　张玉玲、艾尤[14]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提到了白先勇创作视角的转移。小说延续了“放逐”的主题，受存在主义影响，对人生状态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展开了对荒谬社会的严肃思考和尖锐批判。白受存在主义影响，小说转向了“社会——命运”的视角。小说展现了一群由孩子和老人等弱势群体所组成的同性恋边缘人被社会和时代所放逐的人生悲剧——这是白先勇在创作视角上的转移。艾尤还在文章中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同性恋群体：小说上的青春鸟们属于的是一种“境遇型同性恋”，并分析了其产生原因，认为是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放逐的结果；老年同性恋者是小说中的另一种类型，文章对此也做了分析；最后一个类型，就是因爱而丧失了理智的同性恋形象。

　　刘剑平[15]在其文章中，则把小说看成是一部社会小说。它把父子关系置于两个极端，探索中国父母对同性恋的态度，这也就是中国社会的态度。父亲的形象其实只是一个象征，它象征家庭与爱，象征正视、肯定他们的社会，美好的天堂。另外，文章还从“灵与肉”、“父与子”、“情与孽”三方面入手，浅析其思想文化意蕴。

　　何淼[16]主要是对龙应台提出的关于“置换主题，不影响行文发展”的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同性恋的确是一个形式，但结合当时社会的背景，它却是无法用其他形式所能代替的独一无二的形式。小说之所以拥有今天这样重要的文学地位，恰恰是因为写的是有关同性恋的这样一个放逐的主题，小说中“放逐”主题也正是由同性恋这一形式得以深化。